在歐亞交匯的呢喃： 我見我在@土耳其

依我看這篇是少數中十分清楚分析目前土耳其政治情勢的報導，希望在政治爭辯中的土國可以成功改革並成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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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可成伊斯蘭民主的範例
撰文 M K Bhadrakumar
2007/04/19, 週四

在歐洲冉冉升起的舞蹈音樂之星Orange Blossom組合，上周六晚在伊斯坦布爾舉行了一場露天音樂會。這支法國樂隊將歐洲、西非、阿拉伯和中東音樂融為一體，突出其音樂是無國界的，目前正在歐洲巡迴演出其最新作品。土耳其人為之神魂顛倒。

而就在音樂會幾小時前，多達50萬來自各階層的土耳其人，在首都安卡拉舉行了一場歷史性的公開集會。跟Orange Blossom的音樂一樣，集會也是“多元文化的”，參加者有左派和右派力量，甚至包括極右民族主義勢力“灰狼”組織。

但與法國這支樂隊不同的是，這次集會要求土耳其維持政治現狀，要求政治體制和獨特的政治文化永不改變。什麼都不能改變。集會者反覆高喊的口號是：“總統府不需要伊瑪目（宗教領袖）。”他們也不時高呼反西方、反全球化的口號，呼籲“民族覺醒”。

他們大聲疾呼：“不要沉默，否則你們會失去你們的祖國。”他們告誡說，土耳其需要阻止現任總理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參加即將舉行的總統選舉。他們聲稱，埃爾多安代表著伊斯蘭勢力，是對土耳其世俗性的一種威脅。

埃爾多安和他的“正義發展黨”(AKP)平靜應對這次政治挑戰。他稱讚集會的和平性，又說理解這“只是在行使他們的民主權利”。他本來可以爭辯說，在任何正常的民主社會中，只有經合法選舉產生的議會，才能代表土耳其人民的集體意願。但這位伊斯蘭主義領導人相信，謹慎才是表現勇氣的更好方式。

安卡拉的政治氣氛一平靜下來，埃爾多安就飛到歐盟現任輪值主席國德國，與其總理默克爾舉行首腦會談。他此行肩負著一項艱難的使命，要盡力使有關土耳其加入歐盟的談判恢復生機。埃爾多安在柏林明確表示，土耳其除了加入歐洲大家庭外別無選擇，而不管入盟的過程有多麼漫長。

對於這位伊斯蘭主義領導人孜孜不倦地在歐洲尋找土耳其命運的韌力，土耳其共和國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想必會在九泉之下給予稱許。本周三，埃爾多安一返回安卡拉就提議會見一些政治反對派，主持內閣會議，然後討論正義發展黨的總統候選人。作為該國最大政黨的領導人，埃爾多安自然可以作為總統候選人，但退一步來說，他可能從正義發展黨中挑選一位總統候選人。他將基於該黨團結的需要來做出選擇。

建立85年的土耳其共和國，如今正處在十字路口。考慮到土耳其的地區大國力量、連接歐亞大陸的戰略地位、還有其從穆斯林世界繼承的歷史文化遺產等因素，埃爾多安的最後選擇，將會影響及土耳其國土以外的地區。

與此同時，土耳其本身也處在躁動狀態。土耳其國家機關報《土耳其每日消息》評論周六集會時威脅說，即便埃爾多安當選為總統，他在總統寶座上也坐不安穩。

這份日報以嚴厲的口吻說，集會“清楚表明沉默的大眾不想讓違背共和國世俗主義原則的人，入主總統府。不能代表凱末爾主義‘充分獨立精神’的人，不充分捍衛 ‘國家榮譽’的人，反對科學而主張神權政治的人，不能將土耳其提升到發達民主國家水平、反而復辟伊斯蘭法的人，即便當選總統，也不能舒服地坐在總統寶座上。”

這本報紙直言不諱地警告現任總理和執政黨：“擁有議會大多數席位，並不等於他們可以在這個國家為所欲為……如果有違現代世俗民主國家準則的人當選為總統……土耳其人將再度在安卡拉集會，通過人文手段，將現代土耳其締造者的位置，轉交給適合這個位置的人去坐。”

但公正地說，並非所有土耳其評論家都這麼傲慢自大。同時也有人指出，那些自以為是的“凱末爾主義者”（Kemalist），其立場有違邏輯和公正。他們指出，這些凱末爾主義者當前表達的觀點，其實違背了民主精神。如果民主原則不能像土耳其的世俗主義原則那樣，神聖不可侵犯，土耳其又怎能自稱是現代國家呢？

其他一些評論家問道：民主與世俗主義怎能彼此分離？他們還指出了上周六集會者反西方立場，有其矛盾之處：婦女不戴頭巾其實就是西方的做法，所謂民主和世俗主義等概念，也都是西方的意識形態。

當前土耳其政治的困境，源於各種因素。過去土耳其任何“伊斯蘭覺醒”的跡象，都會為軍事接管提供藉口。但在今日的土耳其，軍事接管是不可想像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土耳其人開玩笑說的“後現代政變”。也就是說，凱末爾主義者與國家機器結盟，利用民族主義浪潮攫取權力。

土耳其民族主義近期毫無疑問在上升。其原因有很多，包括歐盟對土耳其入盟申請的輕視、鄰國伊拉克發生的戰爭及其造成的地區不穩定，以及庫爾德人好戰分子造成的安全局勢惡化。

但與此同時，儘管執政黨正義發展黨是伊斯蘭主義者的政黨，但它獲得廣泛的政治支持，握有議會三分之二的議席。其他政黨尚無足夠的威信來取代正義發展黨。

而且正義發展黨取得了很大的經濟成就，在保持國家經濟穩定高速增長的同時，抑制了通貨膨脹。經濟政策符合商人、農民、退休者以及政府僱員的需要。

最重要的是，正義發展黨通過管理政府累積了相當的經驗，熟悉官僚機構、司法部門和安全機構等現行體制。

凱末爾主義者有一種風光不再的沮喪感，是自然的。土耳其的民主化潮流已不可逆轉。因此直接發動軍事政變是不可想像的，他們唯一的方法是在政治動盪中奪權──這是一些曾為前蘇聯共和國的轉型中國家，所發生的“顏色革命”的一種變種。

但跟歐亞大陸一些國家的情況不同，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者需要注意的是，正義發展黨政府獲得了華盛頓的廣泛支持。當然，如果埃爾多安政府對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採取軍事行動，它與美國的關係可能會急轉直下。但埃爾多安在這方面也很謹慎，以防落入凱末爾主義者的陷阱，與此同時又盡力防止政敵批評他對庫爾德好戰分子太軟弱。

假如埃爾多安堅持由他自己或其政黨中的他人出任總統，凱末爾主義者無疑準備攤牌。埃爾多安不是沒有能力，從全國各地召集100萬支持者來到首都安卡拉。他是位強有力的領導人，有個人魅力，有眾多支持者。但這他一直盡力避免與凱末爾主義者發生的對抗。自2002年上台以來，他一直保持低調，避免與強大的軍方發生任何衝突。

諷刺的是，正是凱末爾主義者對傳統左派的鎮壓，製造了政治伊斯蘭在土耳其崛起的契機。在冷戰期間，土耳其國家機器通過支持極右民族主義勢力，來消滅左派。在1970年代初國家發動的殘酷暴力活動中，成千上萬左派骨幹遇害。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因此一直努力填補原本由世俗反對派佔據的政治真空。

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凱末爾主義者咎由自取。近數十年來他們領導的政府管理不當，腐敗猖獗，政治專斷，裙帶之風盛行。伊斯蘭主義者巧妙地利用了政敵的這些弱點，讓公眾相信他們是負責、廉潔和有效率的政治替代力量，能夠更好地為人民謀福利。

矛盾之處在於，儘管正在出現的伊斯蘭多元政治模式，不同於西方世俗的自由民主體制，但正義發展黨政府一直在誠心努力根據歐盟的標準，推動社會、經濟和政治改革。正義發展黨政府過去幾年一直對土耳其進行重大的改造，爭取使其有資格成為歐盟成員國。

今天的土耳其與5年前相比令人刮目相看。正義發展黨政府持續進行改革，加強法治，理應獲得歐盟的稱讚。歐盟應該鼓勵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走中間道路，而不要進行激進的改革。但出於各種原因，歐盟無意進一步“擴大”，土耳其加入歐盟的日期勢必會推遲。

土耳其伊斯蘭主義者的這些舉動，也與美國總統布什的中東民主計劃無關。然而，在某種程度上說有些奇怪，這些舉動跟中東地區整體上的民主化有關。

中東國家充滿憤怒的民眾，必定會從土耳其的民主化中得出這樣的結論：伊斯蘭民主必定能替代阿拉伯世界的世俗化獨裁體制。對此，開羅、安曼和利雅得等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必定焦慮不安。他們更有理由擔心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特別是美國，也許會從土耳其的經驗中認識到，政治伊斯蘭和代議制政府之間，並非是水火不容的。

出於這種認識，阿拉伯世界也許會出現一種新的政權更替。土耳其的經驗將會進一步證實，摩洛哥與伊斯蘭主義者進行“歷史性妥協”的合理性。該地區的獨裁者將會坐臥不安。

用以色列前外長本阿米(Shlomo Ben-Ami)的話來說，土耳其正在發生的變革的重要性在於，“任何成功的中東戰略，都需要以與政治伊斯蘭的接觸作為其中心。西方不要再堅持那些有礙理解伊斯蘭運動複雜性的偏見，而是要向該地區的現政權施加壓力，讓他們不要再在政治改革問題上兜圈子。”

本阿米的結論是：“我們面臨的挑戰不是要摧毀伊斯蘭運動，而是如何通過賦予他們合法的政治空間，讓他們從革命者轉變為改革者。”

政治伊斯蘭並非政治怪獸。它並沒有組織，而且可以說像法國樂隊Orange Blossom那樣是，“多元文化的”。

本文作者MK Bhadrakumar在印度外交部出任外交官29年，曾出任印度駐烏茲別克大使（1995-1998）和駐土耳其大使（1998-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