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時報》1月26日星 期二報導﹐土耳其執政的公正與發展黨國內事務副總幹事蘇艾特‧基尼克廖格魯發表了一篇時事評論文章﹐題目是“以色列必須能適應新土耳其”。 文章的主題思想是﹕“以色列人還在夢想九十年代的黃金年代﹐那是這個地區非常特殊的歷史階段。 那樣的日子過去了﹐而且好像不會再來﹐即使我們公正與發展黨下了台。” 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引起許多國際新局勢的評論﹐較為有影響的一位作家是烏利‧埃凡奈裏在美國《基督教箴言報》上發表的形勢評論文章﹐希望土耳其與以色列的關係將回歸到原來的位置﹐即使不那麼熱烈。
各家媒體對埃凡奈裏發表了許多評論﹐大家一致認為他在對以色列失去土耳其盟友悲傷時的安慰﹐同時希望土耳其“回頭是岸”﹐回歸到西方人的腳下俯首聽命﹐但事實已不可能。 只須回顧一下去年一月間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在世界經濟論壇上對以色列總統佩雷斯幾句大膽諷刺的話﹐或者回想土耳其駐以色列大使同以色列副外交部長單尼爾‧挨亞龍發生的摩擦﹐就能明白土耳其與以色列疏遠的距離有多麼遙遠。 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並且參考土耳其這些年來的外交重點轉移﹐就能很容易做出一輻新的外交拼圖﹐改變了原來對美國和以色列的傾斜﹐而朝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新的方向發展。
在二十世紀的多半時間裏﹐土耳其有意同傳統的穆斯林親朋好友國家疏遠﹐而死心塌地追隨西方﹐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歐洲國家。 從國內的政治制度到外部形像﹐都在努力實現歐洲化﹐洋務運動滲透到最基層。 在東西方兩大陣營發生拉鋸戰的時期﹐土耳其感覺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性﹐因為在國際事務中可以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土耳其的政治和經濟在的影響非同小可。
從1970年代刮起的“政治伊斯蘭”風潮﹐土耳其的有識之士開始了新思考﹐許多政治派別都認識到﹐伊斯蘭化的政治蘊藏著巨大的社會力量。 過去幾十年的去伊斯蘭化運動﹐並沒有把伊斯蘭置於死地﹐在經過半個世紀的較量和磨煉﹐發現伊斯蘭內涵的無窮生命力。 地下醞釀的新思想在1996年開始爆發了出來﹐當時的代表者是具有濃厚伊斯蘭思想的繁榮黨執政﹐他們從1980年代在政壇中獲勝﹐贏得民心。 登上執政舞臺之後﹐埃爾巴坎博士擔任總理﹐他對土耳其在北約之中居於二等公民的地位表示不滿﹐要求改革現代土耳其革命運動﹐全面復興伊斯蘭文明﹐清洗歐洲殖民地文化﹐再造地區強權。 當時許多著名的作家提出﹐土耳其充當北約“奴才”的日子可以結束了﹐如今的基尼克廖格魯﹐在文章中向以色列警告說“土耳其不是北約的奴才”﹐告誡他們要學會習慣新土耳其﹐不要依靠西方支援就能癡心妄想建立地區霸權。
埃爾巴坎博士遭到親西方的軍事領袖們沉重打擊﹐他被撤職﹐被判刑﹐永遠不許可參政﹐但是他所代表的伊斯蘭復興勢力﹐轉化為社會潮流﹐成為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 公正與發展黨自從2002年執政以來﹐繼承了埃爾巴坎的路線﹐並且制定一系列新政策﹐有過之而無不及﹐例如疏遠以色列和美國﹑親近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支持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努力發展東西方之間的貿易﹑強化經濟實力﹐成為國際經濟論壇八強之一。 土耳其新政府使歐洲政府﹑美國和以色列不愉快的事連連發生﹐例如2003年美國要求從土耳其領土進兵伊拉克﹐但遭到了駁回﹐封閉了邊界﹐不予美軍入侵方便。 土耳其同以色列早先在西方和美國撮合下建有軍事同盟關係﹐但這些年來﹐這個西方國家公認中東穩定的重要砝碼名存實亡﹐而土耳其同以色列的敵國敘利亞和伊朗發展了密切關係﹐理由是“天下穆斯林都是兄弟”。
為了表明土耳其外交的伊斯蘭化政策﹐反對接受西方定義的“溫和型”和“極端型”伊斯蘭的區別﹐而同周圍所有的穆斯林國家拉近關係﹐密切合作﹐參與協調﹐加強貿易往來。 從2001年開始﹐美國政府無可奈何﹐只能接受土耳其向穆斯林世界的轉向﹐承認土耳其新外交政策有可靠的基礎和歷史的必然。 奧巴馬總統宣誓就職之後﹐他訪問的第一個伊斯蘭國家是土耳其﹐公開承認這個國家居於東西方之間的橋樑作用。 土耳其在對待歐洲國家的立場上也有明顯的轉變﹐更加獨立自主﹐氣派十足﹐有人說土耳其在向世界展現昔日帝國雄風
土耳其幾十年來的奮鬥和努力如今有了成就﹐徹底脫去了歐洲“奴才”的可恥帽子。 土耳在中東地區頻繁的外交活動﹐如在敘利亞﹑巴勒斯坦﹑伊朗﹑黎巴嫩和沙烏地阿拉伯﹐使那裏的人們回憶起當年的奧斯曼帝國。 從北非到中亞﹐這些聯成一片的穆斯林世界﹐需要有一位元強有力的盟主﹐帶領大家共同發展和抵禦外患。 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在這些國家的新聞頭條中頻繁出現﹐成為許多國家人民心中的民族英雄﹐因為時代需要他﹐大家需要他﹐對他感到親切。
來源： www.atimes.com 發佈者：伊光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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